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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888    发布于:2023-05-24 16:12   

  首页%九华娱乐挂机%首页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还在全球蔓延,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中长期挑战,对此,中央作出了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的形势判断。在不确定性呈现常态化表现的背景下,稳住农业基本盘,筑牢“三农”压舱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尤其是确保在“十四五”期间健康发展,必须更加凸显农业重中之重位置的极端重要性。粮猪安天下,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吃饱问题,确保生猪安全解决吃好问题,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坚强信心和坚实基础。巩固粮食安全的核心地位,实现畜牧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作为深耕我国市场多年,一直引领现代畜牧业发展方向的正大集团,在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哪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推广,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把握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为此,近期我们对正大集团在湖北襄阳的百万头生猪产业链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形成以下认识和基本判断。

  湖北省是我国生猪养殖大省和调出大省,襄阳市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湖北省唯一的百亿斤粮食生产大市和湖北省人口第二大市,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上个世纪90年代,正大集团落户襄阳,经过25年的发展,襄阳正大已经从单一的饲料生产企业,成长为一家集作物育种、饲料产销、畜禽养殖、食品加工、物流与终端销售、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2010年起,正大集团在湖北襄阳打造年出栏100万头生猪、年产10万吨熟食、年产值100亿元的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建立了一条“从农场到餐桌”全程生猪种、养、加循环农业产业化链条,充分释放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了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襄阳样板”。

  在百万头项目猪源建设过程中,襄阳正大采取政府、企业、银行、农民“四位一体”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通过政府扶持、企业经营、银行贷款、农民合作的方式,整合各方资源,因投资环境好、优惠政策多、落实速度快,被正大集团总部誉为“襄阳模式”。

  一是投融资模式。从产业链条分环节看,投融资模式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上下游环节的“企业自投”。襄阳正大分别投资1.4亿元和5.7亿元建成年产36万吨的饲料公司和年产10万吨熟食的食品公司,其中食品公司向银行贷款8.5亿元,共计投入14.2亿元。另一类是养殖环节的“四位一体”。分别发挥政府、农户、银行、企业四类主体的资金、资产、资源优势,实现资本整合。(1)政府注资。襄州区政府独立注资1.5亿元,成立了襄阳市襄州正兴现代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其中0.9亿元用来投资建设3个10万头的规模化种猪场,0.6亿元用来扶持家庭农场建设配套育肥猪场,参与正大襄阳百万头项目猪源建设。政府为合作社猪场建设提供全程全额贴息贷款,共贴息0.3亿元,后续贷款贴息按季度定期落实。(2)农户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提高农村土地的要素配置效率创造条件,在合作社种猪场建设中,项目所在地1716户农民将450亩土地经营权以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统筹利用。同时,在合作社配套育肥猪场建设中,农民自筹资金0.7亿元,以投资建场的方式参与到项目中。(3)银行贷款。为支持合作社猪场建设,银行突破产权抵押及担保传统,创新融资模式,采用“租约质押+租金兜底”新思路,向合作社种猪场项目建设提供贷款。合作社以与正大签订20年不可撤销的租赁合同作为质押物,向银行贷款1.2亿元,用于建设3个10万头规模种猪场,1个2.8万头配套育肥场。为支持代养场建设,银行为代养户提供保证金贷款0.7亿元。合作社在银行开设“正兴合作客户项目贷款”专户,银行在审核同意合作社推荐的代养户的相关信息资料后,通过贷款专户向代养户提供贷款服务。(4)企业投资。襄阳正大投资3.4亿元,向银行贷款4.8亿元,成立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合作社投资建设的种猪场,签订20年长期不可撤销的租赁协议。合作社的日常管理(融资、建设、运营)委托襄阳正大代为管理,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二是经营模式。针对种猪和育肥猪的养殖,襄阳正大与合作社之间分别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其一是种猪场租赁。即正大租赁合作社所有的种猪场,签订20年不可撤销的租赁合同,每年按照种猪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支付租金,保证合作社获得稳定收益,种猪饲养完全交由襄阳正大完成,企业承担种猪场的生产经营与市场风险。其二是育肥场代养。襄阳正大与合作社名下的育肥场签订6年-10年的长期代养协议,并统一提供仔猪、饲料、饲养管理等服务,由农户代为养殖,根据饲养成绩获得养殖报酬。为了保障代养农户的收益,襄阳正大设置了保底代养费。2013年-2015年的两年多时间,襄阳正大养猪亏损7000多万元,但仍按照约定的120元/头保底价格为农户支付代养费,维护契约合同的严肃性。近两年,保底代养费已经上涨到150元/头左右,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上半年,受猪肉行情影响,有些代养户获得的代养费超过了380元/头,涨幅超过150%。

  三是分配模式。项目实现多元主体整合的关键,在于构建共荣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让利益攸关方都能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政府获益。合作社项目建成运营后,每年照付不议的租金将用于逐年归还政府的资本金,实现政府资本金的全额回收和6000万元的税收收入,政府可从整个生猪产业链项目中获得总税收23.2亿元。政府资本金的杠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银行获益。合作社在银行开设租金收入专户和还款专户,企业通过租金收入专户支付给合作社的租金,优先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租约质押”的贷款模式以企业履约能力为担保,减少了放贷过程中的制度成本,确保获得稳定的利息回报,仅合作社养殖项目即可为银行带来3100万元的利息收入。从全产业链看,银行总的利息收入达3.6亿元。农民获益。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打破了单一的务农收入渠道,能够获得土地租金、养殖场租金分红、代养报酬等多元收入来源。在代养户还贷期间,代养户从襄阳正大取得的代养报酬在优先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后,由合作社代收,合作社在扣除代养户每批代养业务所需的基本费用后,将剩余所有资金给付代养户。企业获益。襄阳正大在项目中获得了稳定、安全、可控的猪源,保证猪源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规定的品质、大小进入屠宰与熟食加工环节,建成“从农场到餐桌”全程安全可追溯的猪肉食品产业链,每年可以创造53亿元的总收入,实现5.7亿元的净收益,其中养殖环节的利润达到2.8亿元,食品加工的利润接近2亿元。

  襄阳生猪产业化项目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有机串联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通过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食品销售环环相扣创造利润增值空间。

  一是饲料生产端的发展布局。襄阳正大20世纪90年代从饲料业起家,在饲料生产领域耕耘20余年,技术成熟、质量稳定、品质可靠。为了配合生猪产业化项目建设,襄阳正大2014年投资1.45亿元,建成了一座36万吨的现代化饲料厂。该饲料厂具有智能化程度世界最高、人均产能世界最高、设备自动化程度全国最高、投入产出全国最高、八项创新技术全国领先的特点,将襄阳正大的饲料产销能力提升到54万吨,可为生猪养殖提供低成本、高品质的饲料来源。

  二是生猪养殖端的发展布局。襄阳正大在生猪养殖领域坚持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三高一低”原则,坚持全产业链运作,确保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在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的猪源建设过程中,襄阳正大创新投资模式,积极争取与地方政府合作,获得了政府全力支持。襄阳市、襄州区两级政府投入2.5亿元资本金参与项目建设。其中1.5亿元注册成立合作社,用于融资建设30万头猪源;1亿元与正大合资成立平台公司,参与产业链各子公司的投资建设,保障33万头猪源。对于纳入百万头项目猪源的社会投资和网络化猪场,政府给予奖励补贴政策,带动了30万头猪源。

  三是屠宰加工端的发展布局。2014年底,襄阳正大的屠宰与熟食加工厂全面开工,按照猪源一流、工艺一流、设备一流、环境一流的“四个一流”高标准建设,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屠宰生猪100万头、加工肉类熟食10万吨,向市场供应肠类、面点类、酱卤类、热风烤制类、休闲食品、成型油炸类、调理品和猪油类等八大类熟食。政府对襄阳正大屠宰与熟食加工厂用地实施价格优惠政策,对于工业项目设备投资给予贴息,对于屠宰与食品加工厂的增值税等相关税收给予政策支持,为屠宰与熟食加工厂建设提供“七通一平”基础设施配套。

  四是食品销售端的发展布局。销售位于产业链条末端,直接面对消费者。襄阳正大通过拓宽销售渠道,为异质性消费者提供多元选择。其一,面向中高收入人群,与超市合作打造“健康生活体验馆”,形成集生鲜、速冻食品和餐饮熟食于一身的食品销售综合体。樊城区武商超市的正大食品“健康生活体验馆”,打出“正大食品(CPFOOD)”的标志和“让健康有滋有味”的标语,在提供新鲜、营养、安全食品的同时,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二,面向社区居民,选择居住人群密集的社区打造正大食品社区店,通过“产品进社区”推广正大食品的品牌,强化消费者对正大食品品质的认可,培养消费者对正大品牌的忠诚度。樊城区正大优鲜(立业路社区店)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精品生鲜猪肉和精美包装的熟食,也销售正大集团生产的其他农副产品以及进口食品,立足改善提升居民的消费品质。其三,面向中低收入人群,进驻农贸市场主打生鲜猪肉。与农贸市场上的其他猪肉进行差异化竞争,强调“正大制造”和“正大品牌”,在产品新鲜度、安全性和全程可追溯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保障。

  从饲料生产到生猪养殖,从屠宰加工到食品营销,襄阳正大的全产业链布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生产得出来”,以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先进的屠宰工艺、安全的加工技术确保生鲜猪肉和熟食制品在生产上有保障,数量充足且质量可靠;二是“卖得出去”,以全程控制、安全可追溯为卖点,以商超、社区、农贸市场为渠道,以周到细致的销售服务为吸引,让消费者愿意买、舍得买、长期买;三是“卖出好价钱”,通过对猪肉精分割和熟食制作,提高猪肉的附加价值,同时借助“正大食品”的品牌价值,提升了产品的市场价格。整体来看,全产业链布局拓展了利润空间,分散了经营风险,实现了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大大提升了正大食品的品牌效应。

  生猪产业化项目在襄阳落地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不仅极大改善了参与项目贫困户的生活状况,为脱贫攻坚作出了贡献,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了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襄阳生猪产业化项目促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该项目服务农民、服务产业、服务市场的社会性,也构成了襄阳正大做大做强的前提条件。

  襄州正兴现代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养殖场所占用的450亩土地,是由1716户贫困户、8307人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形式提供的。养殖项目为贫困户带来了四个方面的收入。一是土地租金。土地租赁20年,初始租金为650元/年,每年上浮3%,整个项目期共产生840万元租金收益。二是固定分红。养殖场年租金的25%用来给贫困户分红,每年分红收益531万元,20年合计1.06亿元。三是合作社收益。整个项目期合作社可产生4600万元收益。四是资产性收入。20年租赁期后,养殖场按资产原值的30%计算可变现6400万元。综合测算,参与合作社的贫困户在整个项目期共实现净收益2.24亿元,平均每户每年取得6500元的收入,极大改善了贫困农户的生活状况。

  生猪产业化项目在促进农民就业、实现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促就业。正大襄阳生猪产业化项目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其一是正大襄阳下属的饲料、养殖、食品等子公司吸纳员工2000多人;其二是带动饲料生产、食品加工、食品包装、厂房建设等第二产业和物流仓储、广告服务、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1万人,带动种植、养殖在内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10万人以上。二是稳增收。除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参与合作社实现脱贫致富以外,还有288户代养农户也加入了合作社,他们与正大集团签订生猪代养协议,获得育肥猪的代养收入。按照代养费150元/头计算,整个项目期可获得代养费接近8.7亿元,扣除投资成本后的收益为8.2亿元,平均每户每年可收益14万元以上。在生猪行情较好时,养殖户的收益将会更多。2019年养殖户侯伟参与了生猪产业化项目,猪场全年共出栏3200头生猪,毛收入就超过60万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农民外出务工造成重创的背景下,正大生猪项目对襄阳地区农民收入的稳定作用更为突出。襄州区程河镇三房村的村支书郭晓冬提到“村里以前看不见年轻人,受疫情影响,现在村里随处可见年轻人,全村外出务工的人数大概下降了80%,上半年家庭收入下降了60%”,而正大襄阳种养结合(三房)示范基地与村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和农产品收购订单并未受疫情影响,为村民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襄阳的生猪产业化项目描绘了以打造全产业链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壮丽蓝图。一是全产业链方式可提高收益。与传统生猪养殖模式相比,襄阳100万头生猪产业链在初始投资和环保标准方面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平均每头猪多花80元。但在产业链条的其他环节实现了对传统模式的盈利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引进国外高性能种猪提高仔猪产量,以缩小生猪运输半径节省物流费用,以封闭运输减少交叉感染,以对生猪进行精分割和生产熟食提高收益,最终将一头生猪的利润从320元提升到600元,增加了280元,增幅87.5%。二是全产业链模式可对冲养殖风险。襄阳市襄州区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连续多年生猪出栏量位居湖北省第一。然而这个老牌的生猪调出大县,在前两年猪肉价格低迷时,却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对于生猪散养户,一年辛苦饲养几十头猪却并没有赚多少钱。襄阳正大建设的生猪产业化项目,通过养殖户代养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养殖规模,而且帮助养殖户规避了市场风险。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正大对猪崽、疫苗、饲料、疾病防控等统一标准,更好地控制了疫病风险。但是,一味承担各类风险带来的损失显然不可持续,为了对冲养殖风险,襄阳正大生猪产业化项目采用屠宰加工和食品营销等手段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价值。更通俗地讲,养殖环节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对产业链其他环节进行调剂加以规避。

  作为襄阳迄今为止辐射范围最广、带动农户最多、产业化水平最高的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正大襄阳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不仅仅是正大集团进军食品领域的典范,更是襄阳百姓家门口的致富源泉,为企业本身做大做强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着眼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稳产保供,正大计划未来五年实现襄阳200万头、中南大区900万头的生猪养殖规模。从更深层的角度观察,无论是“企业+政府+农民+银行”四位一体的融资模式,抑或是“公司+家庭农场”“公司+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以及“政府税收+银行利息+农户收益+企业盈利”的分配模式,襄阳生猪全产业链的实践探索,形成的政府、企业、农户、银行各主体互利互惠、共享共赢的内生机理,塑造了现代畜牧业的襄阳样板,标示着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向。简言之,襄阳正大“公司+N”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在我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极大的推广价值。

  基于国情农情,同时考虑到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趋势,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可能有三大板块和三条路径。第一是粮食产业板块。粮食生产的整体格局应该是“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所谓家庭经营并非特指一家一户直接经营,而是强调要坚持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以保证农民手中有地。在此基础上用活用好经营权,择优采用家庭经营或托管经营,充分发挥家庭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作用。第二是特色农业板块。特色农产品往往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还难以以机械化和标准化去替代特色化,因此在生产环节由家庭直接经营效果最好。但与此同时,特色农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尤其是在产品营销、产品推广、品牌创建方面。故生产端为农户家庭,营销端为企业或合作社可能是最好选择。第三是畜牧产业板块。襄阳在现代畜牧业的实践探索,表明现代畜牧业发展方向应该是企业为主导的“企业+N”联合发展模式,与企业联合的主体可以是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养殖大户等多元主体。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对劳动生产效率、土地利用效率和各类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于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方式,有更高的要求,唯有通过企业引领实现规模养殖才能实现。总体上看,我国现代畜牧业未来应坚持规模化、一体化、绿色化、健康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化程度较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农民养猪在满足自家消费之后再向市场供给。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猪养殖越来越呈现商品生产特征。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监管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畜禽散养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扩大养殖规模成为客观需要和必由之路。规模化养殖的最大优势在于降本增效,更有利于先进养殖装备和养殖技术的采用,更有利于粪便集中处理和疫病防控。在推进规模化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企业的引领作用,整合分散的养殖资源,培育养殖合作社和养殖大户,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畜禽养殖规模化的发展,绝非否定小规模养殖户散养模式,更不能采取不恰当的方式盲目推进。要把握好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稳慎推动规模化的畜禽养殖方式。

  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核心,但并不是现代畜牧业的全部。必须打破从养殖这个单一环节认识现代畜牧产业的思维定式,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形成更系统、更全面的理解。现代畜牧业应该以养殖为基础,分别向产业链前端的饲料生产和产业链后端的食品加工延伸拓展,实现种养加结合一体化发展。一体化发展不仅蕴含了集约化的生产理念,即高度重视养殖的自动化程度、畜舍环境的适宜程度、养殖场的科学管理水平等,以实现节能、高效、降低成本,如襄阳正大的生猪产业化项目采用最先进的工艺设计实现了猪舍建筑面积节约20%,养殖场用水减少60%的效果。同时也体现了产业化的思考逻辑,通过一二三产融合,构建“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体验的全方位服务。一体化既可以分散风险,又可以提高收益,但也有整合成本。在实践过程中,要根据客观条件选择合适的一体化方式,襄阳正大的“四位一体”模式就是一种有益探索。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畜禽养殖必须处理好生产布局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绿色化发展。既要在规划选址时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充分尊重养殖场周边农民意愿,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民生活环境和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给予养殖场所在村和农民适当的环境补偿。也要在养殖过程中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养殖设备和养殖技术,对养殖废弃物进行清洁化处理。正大全产业链项目在绿色化养殖方面表现出了明显优势:一是采用种养结合的方式,实现养殖粪肥资源化利用,正大襄阳种养结合(三房)示范基地在养殖场周边建设种植基地,铺设管道利用处理过的粪肥种植甜玉米,既环保又经济;二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手段综合处理或利用养殖粪水,如通过异位发酵技术,实现环保零排放,通过建立生态有机肥厂,实现年产有机肥6万吨、生物质气1100万方、产电2000万度。以生态养殖的理念做好除粪污、清废水工作,才能在确保农民有好水、好空气、好心情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发展壮大。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消费升级对畜禽产品生产提出新的要求,更加注重产品的安全、健康和营养成为时代要求。现代畜牧业健康化的发展方向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健康养殖。关键是绝不在疫病防控上掉以轻心,确保牲畜健康成长。为了加强非洲猪瘟防控,襄阳正大的全产业链项目投资3600万建立39个非洲猪瘟消毒站点,实行“三级洗消模式”,同时各环节运输车辆专车专用,采用GPS定位全程监控。二是健康加工。在牲畜的屠宰加工过程中,要注重屠宰环境的清洁,也要注重屠宰流程的安全。襄阳正大的生猪屠宰厂引入MPS屠宰线,采用国际标准,自动化程度高,为生猪屠宰提供了品质保障。三是健康运输。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是确保猪肉在运输时健康安全的关键,为此,襄阳正大建立了全程冷链物流体系,以恒温保险和鲜嫩保险最大程度上保证鲜肉的原汁原味。四是健康食品。熟食的品质直接影响品牌的声誉,要通过提供健康食品实现品牌化。襄阳正大的全产业链项目表现出“正大产品就是高质量的标准”的效果,让消费者更放心,实现了产品的溢价。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有重大推动作用,现代畜牧业未来也同样会呈现出数字化趋势。一是生产过程智能化,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实现精准控制和精确管理。正大襄阳生猪产业化养殖项目采用了智能环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舍内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氨气浓度等信息,并通过调控风机、水帘、进风口等设备,能够使猪舍处于最佳养殖环境。二是全产业链数据化,将完整的产业链与数据打通,依托数字技术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环节提供实时精准的信息,实现数据共享,智能决策,提升产业效率,营造产业生态繁荣。襄阳正大借助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总结生猪养殖管理的经验,开发了正大猪博士手机APP。该应用包括猪管理、猪交易、猪金融、猪服务四个模块,拥有行业资讯、养殖管理、供应链计划、食品安全追溯、兽医动保等十大功能,共享了行业优质资源。

  总之,正大襄阳生猪全产业链的实践,昭示着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区别于我国农业的粮食产业和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企业的引领作用,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发展道路。

  襄阳正大生猪产业化项目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样板。但在现阶段不确定性因素常态化、各种风险明显增加的背景下,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思考和研究几个关键问题。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19年,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2019年增加0.9%,粮食供给总量充裕。但粮食安全形势并非高枕无忧,2020年上半年,我国谷物进口1259.9万吨,同比增长33.9%,其中小麦和玉米分别进口335.2万吨和365.7万吨,同比增长90.3%和17.6%。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要筑牢粮食保供的基础。粮猪安天下,2019年以来,我国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出现波动,中央出台一系列稳价保供政策举措,推动生猪产能开始逐步恢复,但形势依然严峻。2020年上半年,我国畜产品进口240亿美元,同比增长43.4%,贸易逆差增长58.1%,其中猪肉进口207.4万吨,增1.5倍。当前,国内猪肉价格仍处于高位,对居民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猪肉和大米一样,国际市场的可贸易量较少,抓生猪生产要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明确以国内供给为主导的理念。必须尽快总结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已有经验,解决好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

  2020年5月,中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农业应如何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命题。由于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农产品进口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饲料粮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解决饲料粮国外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平衡问题至关重要。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框架下,要适应新的形势进行农产品种植结构调整,选择合适的粮饲比,既能保障国内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也能满足居民对肉类食品的需要。对于饲料粮的自给要制定预案,结合肉类食品的需求,探讨饲料粮国内循环为主的可能性。

  2019年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农业农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速0.6%,大大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4%的增速水平,投资总额仅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29%。今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业农村投资降幅持续扩大,给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持续增收带来巨大冲击。增加对农业投资,已成为确保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问题,既要增总量,又要精准施策。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仍超过总人口的40%,但消费品市场份额还不到15%,向农业农村投资,不仅是保产业、保增长,更是保农民、保收入。只有通过产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以国内市场繁荣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2020年7月,中央农办等7部委发布《关于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提出既要用好财政资金,也要用好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要借鉴襄阳正大的做法和经验,大胆探索大型农业企业参与或引领的农业投资模式,实现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双刺激”。

  我国为农业现代化所营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政策氛围,给农业投资提供了从理念到实践的模式创新土壤。如何将经过现实考验,并且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农业投资模式创新加以推广和升级,直接影响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襄阳正大“四位一体”的投融资模式若可以延长到生猪全产业链,有助于率先在现代畜牧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从而能够衔接、惠及更多小农户。在农业投融资模式上要大胆创新,比如以扩大地方政府债券作为过桥资金用于现代畜牧业建设,利用农户5万元扶贫无息小额贷款等政策措施,打包去替换作为资本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把现代畜牧业项目主体变为农户。在项目农民所有的前提下,委托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营,负责还本还贷还息,并优先保障合同期内农民的利益。用地方债解决一个建设快的问题,用农户贷解决一个覆盖广的问题,共同推进现代畜牧业和小农户的有机衔接。

  企业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要回答好如何带动农民与农业现代化接轨的问题。一是如何在理念上引领。通过传递先进的农业生产经营理念改变农民的传统认知,引导广大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二是如何在技术上示范。采用前沿技术装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环境友好,在农民群体中形成示范效应,推进农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三是如何在经营方式上创新。探索能够满足社会要求、满足农民要求、满足企业要求的最佳组合方式,带动农民、服务农民,最终实现多方参与、互享共赢。四是如何在销售方式上创新。既要保证产品生产得出来,更要保证卖得出去和卖出好价钱,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保障农民获得更高的利益。企业要在谋发展的同时塑造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发展机会、拓展发展空间。襄阳生猪产业化项目把正大集团塑造成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先锋形象、大国小农下的助农形象、食品安全的捍卫者形象、环保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形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现代畜牧业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推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需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核心作用的同时,构建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要求的政策保障体系。襄阳正大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当地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在“四位一体”的建设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对现代畜牧业的支持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受非洲猪瘟、环境整治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生猪产业的整体格局正面临调整。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已成为体现政府职能、社会关注的焦点,换一个角度去认识产能恢复期,可以认为生猪产业乃至整个现代畜牧业都迎来了转型升级的窗口期。要在窗口期有所作为,推动我国畜牧业向现代化大步迈进,必须高度重视农业企业的引领作用。要充分利用农业企业的先进理念,发挥企业的创新思维,将全产业链的概念融入畜牧业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农业企业的先进技术,应用于科学养殖、环保控制、疫病防控、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要充分利用农业企业的先进经营模式,在资金端整合资源,在养殖端联合农户,在销售端开拓渠道,实现产业效率提升;要充分利用农业企业的长效利益联结,通过兼顾各方利益,打造利益共同体,实现多赢和共享,确保产业的持续发展。各级政府要树立以农业企业引领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参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热情。

  现代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考虑到农业企业在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应该对畜牧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予以关注和政策支持。尤其是在生猪养殖领域,要认真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生猪生产及相关产业的实施意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切实保障企业的养殖用地需求;养殖生产及直接关联的粪污处理、检验检疫、清洗消毒、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要占补平衡;鼓励企业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等发展生猪生产,允许建设多层养殖设施建筑。国家发改委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45.5亿元,用以加强对畜禽养殖场的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相关政策要将企业纳入在内,并考虑适当倾斜。为土地经营权赋予金融属性将会深刻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可探索创新以流转或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取得的养殖用地,由当地政府部门发放《畜牧业用地土地证》,不动产登记部门予以产权登记,完成金融部门需要的抵押条件,促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落地,解决畜牧企业在养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问题。

  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良种繁育、疫病防控、标准化规模养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建设,支持工程防疫、智能饲喂、精准环控、畜产品自动化采集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健康养殖和绿色高效机械装备技术试验示范。加快优质饲草青贮、农作物秸秆制备饲料、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等技术推广应用,推动构建农牧配套、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通过财政补贴培育发展新型畜牧业经营和服务组织,支持服务组织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开展优质饲草料“种、收、贮、加、送”、粪污资源化利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产品贮运、安全净化防疫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尝试开展畜牧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项目,大力发展订单式作业、生产托管、承包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要解决现代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特殊困难,将畜牧生产和相关饲料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纳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管理,加大支农支小等各项再贷款对畜牧生产及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

  现代畜牧业发展依然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处理不当则会对整个行业造成巨大冲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迫在眉睫。首先,要强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风险管理意识,政府部门要为可能会发生的突发事件设计预案,树立长远目标和底线思维。其次,要丰富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风险管理手段,加强动物疫病防治,强化优先防治病种监测预警,综合防治重点人畜共患病,防御境外疫情传入风险;严厉兽医卫生监督执法,深入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畜牧业的支持,探索推广银企担、银企保等多种增信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畜牧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完善政策性保险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持续开展并扩大价格保险试点;探索养殖收益“保险+期货”项目,为养殖户的净收益提供保障。定期发布畜产品产销变化和价格波动信息,引导各环节市场主体自主调整生产经营决策,加强预期管理和调节,引导养殖企业及时调整养殖规模,防止生产供应和价格大起大落。此外,引导企业参与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全产业链模式,提高风险抵抗能力。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